【紫金乡愁系列专访一（五问乡愁）】

 张鸿雁教授：重构乡村文化根柢是我们的使命（上）

张鸿雁教授：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讲座教授，南京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长，南京大学江苏省城市现代化研究基地主任和首席专家，《中国名城》主编。（原文是【紫金传媒智库】的专访，当时因是用微信对话采访整理的，原文有一些错字和漏字，经适当修改再转发，请大方之家指正）

余光中《乡愁》

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

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

后来啊，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

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

When I wasyoung,my homesickness was a small stamp,

I was here,mymother was there.

After growingup,my homesickness was a narrow ticket,

I was here,mybride was there.

Later,myhomesickness was a little tomb,

I was outside,mymother was inside.

And now,myhomesickness is a shallow strait,

I am here,themainland is there.^[2] 

一问：张教授，您好！作为城市研究专家，近些年您经常回望乡村，请问您是出于对乡村空心化问题的学者关怀，还是您认为学者必须亲自参与到乡村治理中去？

张教授：不解决农民的问题，也就不能解决中国社会的本质问题，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以农业立国的国家。直到现在，好多社会问题都源于还在深化的城乡二元结构。中国老一代学者在研究社会问题的时候，都饱含蕴含着一种个人价值理想与人文精神指向，具体表现为对劳苦大众的人文关怀——上个世纪20、30年代，有一批知识分子、文化人深入到乡村里开展实地研究，也曾试想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贫穷问题和农民问题——其解决之道的切入点就是：对农民进行文化启蒙教育。亦如经典作家所论：“以往的哲学家只是在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

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几乎所有的国家都经历了乡村城市化的过程。然而，现实的经验和城市化事实告诉我们，未来的城市化并不是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所有的人都要到城市里，到大城市去的。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书中讲过这样一句话“未来的城市无底、无形、无边”，社会发展会出现无边界城市和无边界的城市生活方式区域，在空间再生产的意义说，城市生活方式的无边界化是一种必然结果。因为，说到底，城市化就是在传播城市生活方式，传播现代城市文明。关怀乡村就是要关注点主要是在乡村能否建构现代城市生活方式、现代城市文明和现代城市市民的生活体系，让传统乡村中的每个个体获得人性的解放，让每一个人活得有理想、有向上的价值取向。我个人之所以关注乡村、关注乡村的“空心化”问题的解决，主要是因为在我30多年的城市问题研究的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要想解决农民贫困问题，必须减少农民，必须让农民转化为城市市民或者成为农业工人，而其根本的方法之一就是积极推进科学的、适合本地情况的乡村城市化。同时在研究中还看到，目前推进的乡村城市化不仅存在理论与认识上的误区，而且还存在着实践与操作上的错误，一些地方的城镇化建设不仅难以推动，而且还在走偏，甚至出现某种“建设性破坏”的现象。事实上，合理的新型城镇化在把传统农民变成市民的同时，也应该创造现代新型的城镇科技农业；在“原农业地带”创造城镇生活方式的同时，也要创造新的城市社会关系体和区域现代性——“城市性”，包括城市市民关系中的契约精神、民主精神、利他主义倾向等，这就需要对农民进行启蒙教育。从经济发展的视角看，乡村城镇化也是在创造新的“地域生产力格局”，建设传统农业社会的“财富积累中心精神”以及个人价值创造意义上的人文主义精神。我认为，要让这些“城市性”的要素结晶成为农民的一种文化认知，是新型城镇化的关键。进一步说，在全球化和全球城市化的今天，如何能在中国原来的农业地带进行有效的城市文明传播是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也是中国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需要解决的重要“短板问题”。

作为一个城市化和城市社会学的研究学者，必须关注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的全过程及发展阶段的关键性问题，这也是一个学者职业精神的体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也就是马恩全集第46卷上《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讲过的：“近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的历史”。全球近代城市化发展历史已经证明了马克思的观点。从更深层次的意义上说，在关注乡村问题表现人文关怀、人文情愫和学者的责任的时候，还应该有时代的表达——担当。一个学者在担当现实与历史责任的同时，还需要直接参与乡村文化保护和美丽乡村建设，这才具有时代性，并把一般的责任担当转化为具体行动。我当过知识青年，下过乡，当过农民，20岁当农村生产队长，东北农村里所有活儿都做过，还当过林业工人和建筑工人。应该说是十分了解农民生活的艰苦和劳动的繁重，也更了解农民没有文化知识的苦痛生活事实。我认为，不能让传统农民仅仅在原来土地上以传统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继续没有改变且贫困地生活下去，而要在“原农业地带”创造一种“城镇人”的市民生活方式，正如李克强讲过的：城市化就是让农民人进城里，过上与城里人一样的好日子。

发达国家都曾出现这样一种现象：社会精英群体重返乡村去参与乡村的规划建设和治理工作。因专业的要求，我们在教学实践中开展了多项、多元的乡村治理、乡村规划设计、乡村文化与旅游策划和传统古村落的“精准保护”工作，也就是参与乡村的具体治理与保护建设工作。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和韩国等经济较发达国家就有很多知识分子走到乡村去，参与乡村的改造、参与乡村的重建和新文化创造运动。特别是要类比提出的是，这一时期的中国(20世纪20、30年代)晏阳初等学者在中国开展平民教育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晏阳初认为：中国大患主要是民众的“贫、愚、弱、私这‘四大病’”，他创造农民学校等也就是基于这一思想——要改变落后的中国，必须改变“少文化缺知识”的农民。但是，那个时代战火连年，日本侵略逼近，注定了他们不可能真正实现改变农民贫困生活的愿望，更不可能改变积贫积弱的社会现实。而今天，中国处在一个改革开放经济高速发展的可以创新的时代，为社会学者介入乡村治理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条件。新一代的知识分子有能力、有理论、有科学的方法来改变传统乡村落后的状况、改变农民落后的生产方式、改变农民落后的生活方式。可以建构让农民从“活着”走向的“生活着”的，有文化价值追求的生活方式范畴。这里强调“生活着”……意指是个体人生终极价值追求的市民社会。要想达到此目的，必须在保护乡愁的基础上，去重构乡村的“文化根柢”、重构乡村文化的新文化形态。在这方面，日本、韩国和中国的台湾等有成功的案例，如日本古川町的社区治理模式等。一些大学教授、研究者和城市建筑与规划工程师在乡村一做就是几年甚至十几年，如台湾的宜兰就有日本学者在那里搞规划设计，并参与地方治理长达十七年。在中国浙江德清莫干山一带，正兴起的“洋家乐”是乡村城镇生活方式化的一种发展模式，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城市精英下乡推广城市文明的一种成功案例，目前，在中国已经出现大批城市精英重返乡村的热潮，在传统乡村里——在深山里建构新型的城市生活方式、类城市生活的空间体系及要素——包括新型的咖啡馆、新型的客栈、新型的书院、新的产业模式等，关键的是，还带来去新型的城市市民生活体系和新的人生价值取向、新的就业模式等，也改善了当地人的生活质量和水平。

在中国的城市化发展中，可以看到已经具有显性化的“四种乡村文化重构与治理模式”：一种是浙江德清的“洋家乐模式”。是一些外国人和上海、杭州等城市里的文化人、学者和新一代“文青”，主动下乡建设乡村，在乡村经营发展的案例；一种浙江“安吉美丽乡村建设模式”，已经创造了完整的建设经验并，形成以政府为主导的、企业和村民共同参与的建设模式，表现十分充分；一种是我本人参与策划的“南京高淳桠溪国际慢城模式”，以是“福民富民”为核心，以农民就地城市化为外在特点的一种可持续发展方式的创新模式；第四种是安徽黟县的“碧山文化模式”，即通过老宅基地的流转创造一种新型区域旅游和保护乡愁的宅基地流转模式。当下，北京、上海、南京、杭州及安徽等省市城市里一些有文化、有学历、有经营头脑的文化人、知识分子和有投资能力“文化资本本家”到那里，在乡村重构一种乡村的新文化和城市生活方式，同时，还在不自觉地重构地域文化和地方文化，如乡村如雨后春笋般兴起的书院就是一例，其意义非常深远！

让农民变成市民是城市化的根本目的之一，但这不是一朝一夕或一蹴而就的事情，一定是一个漫长的教育和习得的过程，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如果不让农民进城，就永远没有改变他们命运的机会，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证明了这一点，城市只是达官显贵的为主的居住地，农民没有成为市民的机会。而中世纪的欧洲与此相反，逃亡到城镇里的农奴过了101天就有可能成为市民，所以马克思曾说：欧洲中世纪的城市是由逃亡的农奴建造的。改变传统农民的生活方式的路径大体有二：一方面是让农民先到城里来，参与城市建设，接受城市文明，获得城市生活感受；另一方面是城里人到乡村去，唤起乡村，培育乡村的文化自觉，创造“城镇型农业”和特色村镇，推进乡村的城市文明建设运动，即创造乡村发展的新型内在“文化动力因”。过去，好多人以为“都市农业”、“城镇农业”是农民种了田，生产了农副产品给城里人吃就是“都市农业”。事实上这是一种错误理解，所谓“都市农业”、“城镇农业”就是“都市人农业”，是“城市人”经营、管理、耕作的农业，是有文化的人去农村建构自己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发展空间，创造出“城市人农业”、城镇人农业或者“工程师、科技工作者农业”。一些发达国家，例如美国、法国、英国、德国、以色列、日本甚至韩国等都在强调“都市农业”、“城镇农业”，就是让文化人、学者 、工程师、技术人员来农村，建立科技型农业生产体系和农副产品的商品价值链，美国的“精准农业”就是非常典型的依靠高学历、高学位的人和高科技来经营耕作的高新技术农业。

要真正解决中国现代化发展中的问题，就必须解决现实中国发展的“短板问题”，显然，中国的短板问题之一就是农民问题、农村问题和农业问题。当下最突出的表现之一就是农村的“空心村”问题以及相应的留守老人和儿童问题，空心村现象集中代表并反映了农村了现状。这些被闲置的“空心村”不仅浪费了大量的土地和资源，而且使一些农村区域呈现经济和文化大面积双重沦陷的情况，那些断壁残垣述说着一种衰败和痛苦的乡愁。因此说，一些欠发达地区的乡村急需文化的整治和精准的重建型治理。不得不说，新型城镇化在外在形式上，除了我们看到的发达地区城市化带来城市文明及城市生活方式的普及之外，还要看到有些地方城乡“二元结构”还在深化，在中国的大地上，形成两道内景线：一面是鳞次栉比高楼大厦构成的繁华城市，一面是空寂无人落后衰败的乡村。特别是那些衰败的乡村，不仅经济发展上成为欠发达地区，更重要的是，在文化上也成为低俗文化的滋生地，如有学者称之为“大面积文化坍塌”。因此，我们必须说，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有责任必须把农民带进现代社会、带进现代文明。

二问：和晏阳初和梁漱溟等老一辈学者亲自参与乡村治理相比，以及同发达国家的社会精英重返乡村、重构乡村相比，您认为中国当代的乡村治理有什么不一样？

张教授：有相同的一面，也有不同的一面。

首先，情怀都是一样的，时代背景和工作内容是不一样的。比如，在高淳桠溪国际慢城的规划与策划中，我们在规划与策划文案中提出一年内农民收入倍增计划，通过政府与农民的共同努力，根据规划要求按期实现了“福民富民”的目标。在湖北的一个贫困县，我们提出“药旅联动战略”，在政府直接推动下做到家喻户晓，全县都被动员了起来，三年左右经济和社会发展上发生深刻变化。与此同时，我们也提出很多新的观念来改变当地人的文化认知模式，给全县的干部上课，教育农民，培训村长，使当地的干部群体获得了充分的理解。我认为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和差异就是：一个更多的强调文化知识教育，一个是在进行文化知识教育的同时，更多地是直接为农民谋福。

我还要说，你们的提问非常有价值。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我们确实缺少了一些知识分子的人文情怀。上个世纪，那样艰苦的20、30年代，一大批文人学者受西方文化启蒙教育的影响直接来到艰苦的农村是十分不易的，我也被他们的行为所感动。他们认为中国落后的根源在于多数中国人没有文化、没有知识，大量的文盲农民找不到生活的价值取向，要解决中国的问题首先要解决农民的问题，解决农民问题首先要让农民有知识文化。我们和那个时代区别是社会环境、责任和技术等方面的差异。之所以说就关注农民教育问题这一点来说人文情怀是一样的，因为当代的中国农民仍然属于弱势群体，需要人文关怀，而人文关怀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底色。当下的中国仍然有大量的文盲存在，我最近发表的一篇《“社会精准治理”理论模式创新》（《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1期）的文章中指出，如江苏省已经是经济文化较发达省份了，仍然还有三百多万文盲。南京这样一个人文荟萃的地方，还有二十多万文盲人口、江苏尚且如此，如若推论全国来说文盲群体总量应该是很庞大的。如果一个正在推进改革开放、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国家还存有这样庞大的文盲群体，是很难使整个国家进入现代性发展的体系之中的。这就是社会发展的关键性“社会短板”问题，必须通过“社会精准治理”和“精准扶贫”来解决。

其次，涉入乡村田野调查的方法基本是一样的，但达到目的和标准是不一样的。我们深入到每家每户，精准调查，精准统计，以便达到“精准规划和精准治理”的目的。我们曾经在湖北蕲春做田野调查，一万个自然村我们都进行了统计。走遍了所有的十五个乡镇，500个行政村，也对很多自然村进行了一家一户的入户调研，询问他们人在哪儿、老年人有几个、房子有多大、居住在哪里、就业收入情况、宅基地情况及流转情况等，即用“嵌入性”的方法进入农村，到社会底层去了解农民。在江苏苏北洪泽的龟山村，也基本上是一个空心村，共有100户人家，我们对每一户进行了详细的摸底调查，包括房屋的年代、有否古迹、经济来源、房屋年代等进行了全面造册，应该说做到这程度是很不容易的。之所以说我们和老一辈社会学家比，进入乡村目的和目标是不一样的，其主要差别是：老一辈社会学家在那个动乱年代是希望唤醒和启蒙农民来改变中国；而我们是直接通过教育、规划、改造、保护和科学建设来改变农村和农民，使农民成为市民，使乡愁得以留存。现实的中国，正处在一个高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中，经济实力的增加使得我们有条件、有能力直接对乡村进行保护规划并进行原汁原味的乡村文化建设，包括直接引导农民创业和就业，创造“产城一体”的新型乡村空间体系。现在的中国农民，多数是有一定文化的。我们希望让他们尽快转化为市民，以多样化、多渠道的方式成为城镇市民。其中鼓励他们回乡主动参与重构现代乡村文明、创造新的社会文化共同体，包括建构现代性的乡村文化——“集体良知”。

第三，教育和启蒙农民的目的是一样，但唤起农民“文化自觉”的方法是不一样的。我们在试图创造从费贯通先生的“乡村文化自觉”，进而发展到现代意义上的“城镇文化自觉”。我们在江苏北部、浙江、湖北和安徽等地开展的许多乡村实践，都是首先要培训农民包括一些乡镇干部，让他们懂得、理解如何建构乡村的特色文化、乡村的“地点精神”，保护乡村的乡愁文化和集体记忆。在一些农村地区，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好多行政村的村长年龄比较大，我们曾经对专门对一些行政村的村长进行相关培训，他们有很多人不懂电脑，也不会看地图，引导他们挖掘自己乡村的特色文化，让他们了解乡村变革的意义，获得新知识。如淘宝村文化、乡村旅游文化、农副产品特色品牌化文化、农村电商文化、休闲农业文化、“产城一体”的知识及乡村旅游产业文化的价值链等。很多乡村的农副产品往往是田头交易，利润少，劳动强度大。我们强调把引导农民成为新一代“农业工人”，并以此为价值取向。孟德拉斯在他的《农民的终结》一书中说：最发达的国家，农业从业人员基本上分成三部分人：一是农场主——相当于中型企业经理；二是占有生产资料的‘自我雇佣’型的农业生产者——相当于典型的中产阶级；三是被雇佣的农业机械的科技人员—相当于技术工人。虽然，这种情况与中国的现实还有很大的差距，但是，这是改变中国农民、农村和农业并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第四，我们身份是相同的——都是以学者和教育者的身份嵌入乡村的，但是对乡村文化重构的技术手段、方式和主要工作内容是不同的。我们运用大数据的理论、地理模型的理论、现代网络管理理论、智慧旅游等理论与方法，对农村的文化、历史和相关资源进行梳理、整理和创新，并且通过整合优秀的乡村文化使之转化为“城镇文化资本”，进而行成保护、开发和文化再生产的全过程。比如可以进行乡村农副产品的营销推广，直接进行相关农业产业类型和价值链的建构、直接进行产业模式和赢利模式的规划、策划等，我们规划设计过农业科技产业园、食品科技产业园、村镇旅游规划、一村一品开发、乡村旅游节等，切切实实地改变了当地的经济和文化状况并达到预设效果。鲁迅曾言要唤醒中国的“文化根柢”，我们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来挖掘农村的乡愁文化的。另外，我们以学者身份“嵌入性”的进入乡村是有很多优势的，如可以通过我们以学术研究视角挖掘各种文献资料，找到当地人不知道的历史资料、本地故事、本地传承口碑文化等。有时候，当我们做出的一些成果拿出来的时候，许多当地人甚至相关部门的管理者都很惊讶，有的成果可以填补地方文化的空白。我的体会是，在这样的现代性意义上的农村文化保护和改革建设中，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如果能够深入下去，是真的可以有作为的。我之所以愿意以回望的视角关注乡村文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乡村文化的保护与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体制等原因，很多地方领导干部不可能长时间扎根农村，一般三五年任期后就要走人或升官。回想当年巴黎市长奥斯曼，规划建设巴黎整整十八年，160多年前建构了巴黎的整体空间，现在巴黎的空间样态还是160多年前的形态。所以，中国的学者在乡村建构方面遇到的是“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有时候很多规划、设计与策划想法很难实现，主要是县市包括乡镇换官换届，很多建设规划往往半途而废。

此外，重构乡村的社会与文化生活空间必须要解决一个认识问题，即保护那些该保护的，拆掉那些不值得保留的、落后的、有落后传统的、甚至肮脏龌龊的村落。在保护乡村文化的认知方面，国内很多知识分子都在呼吁保护乡村文化的问题，但是，我们必须面对现实，对现存的乡村村落加以区分和分类。我们现在做的乡村文化保护与重构，有一整套成功的经验，包括一整套可行的方法、程序，而且是规范而有效的，即用城市社会学的一般理论与方法、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的方法、城乡规划学的理论、区域经济理论、旅游经济产业规划理论、“城市文化资本”理论及产业经济理论等方面的知识，进行综合的跨学科的规划与策划，特别是我们强调通过特色文化乡村的建设，在农村建构一种就业和创业机制与文化土壤。我们认为，建设特色文化村镇是中国乡村发展的切入点。全世界有50多万个小城镇，发达国家60%都有特色文化和特色产业，而中国还不到20%。缺乏文化特色就必然缺乏就业机制，缺乏就业机制是中国一些农村凋敝的主要原因。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些经济发展较落后地区的一些乡镇、村落，几乎无业可就。没有就业机制，农村的可持续发展不可能的。所以，给农民创造创业、就业的机会，是回归乡村建设、回望乡村的核心和关键点，而要解决此类问题，必须走新型城镇化道路，走都市农业的道路，给农民以新生的文化土壤和机会。这其中的规定动作之一就是：必须把那些有特色传统的乡愁文化保留问题放在首位，我之前发表的一篇文章题目就是“精准保护”传统乡村（见《中国名城》2016年第1期），也是首次提出对优秀传统村落进行“精准保护”的概念。我们必须强调并清醒的认识到：有些落后的乡村生产模式和生活方式是不值得保留的。在原农业地带的大范围区域内，应该有新型的科技农业、现代型农业、智慧型农业、大数据农业、精准农业、设施农业、创意农业、观赏农业和传统村落形态等多样化新型农业形态，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改变乡村的本质并保留好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