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金乡愁系列张鸿雁专访二：（五问）乡愁】

 张鸿雁教授：重构乡村文化根柢是我们的使命（上）

张鸿雁教授：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讲座教授，南京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长，南京大学江苏省城市现代化研究基地主任和首席专家，《中国名城》主编。（原文是紫【金传媒智库【的专访，当时因是用微信对话采访整理的，原文有一些错字和漏字，经适当修改再转发，请大方之家指正）

余光中《乡愁》

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

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

后来啊，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

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

When I wasyoung,my homesickness was a small stamp,

I was here,mymother was there.

After growingup,my homesickness was a narrow ticket,

I was here,mybride was there.

Later,myhomesickness was a little tomb,

I was outside,mymother was inside.

And now,myhomesickness is a shallow strait,

I am here,themainland is there.^[2] 

三问：您刚才提到了利用各学科在乡村的实践经验进行“乡村精准治理”，而现在面对城市化拉动中乡村人口的不断流失，以及人口两极化现象，我们该如何重构乡村

张教授：当下，一边是中国的城镇化的高速发展；_­ 一边是一些传统农村深陷在旧文化的泥潭中。据有关资料说，山东省目前还有八万个自然村，百分之二三十是空心村；江苏省这样现代化发达的地区，竟然有十多万个自然村，如果全国有百分之十左右的村落是空心村的话，那么我们实际上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庞大的空心村数字，也是一个巨大的任务和问题。从一些相对欠发达地区来看，乡村文化重构的步伐是非常艰难的，中国是一个多梯度发展的国家，区域发展是多样化的、多类型的，用一种方法、一种政策、一种理念都解决不了中国乡村的问题。如果说有城乡有鸿沟的话，用卡斯特的话说：现代社会就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主要表现为信息占有量差异所建构的鸿沟。我在上《城市社会学》课的时候，经常给学生放晏阳初当年在乡村进行平民教育的片子，每次看后都很感动。他们在最初开办农民学校的时候，环境和生活条件非常差，最多时有几百个学者怀着一种热情和理想来到这里，但是，那时的国情条件及农村的工作环境特别艰苦，很少有人能够坚持下来。后来因各种原因加之日本的侵略，没有能够实现学者的理想。即使是现在，到乡村重新扎根也是不容易的，正如开篇所说，必须有一种人文情怀，必须有一种社会责任和一种理想。

在深入乡村、规划乡村，参与治理乡村的过程中，多学科的运用是十分必要的，必须打通规划学、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旅游学、文化学及农学等多元知识边界，才能有效地进行乡村规划和建设，这实际上需要一个由多学科成员组成的团队才行。在全球城市化的发展中，我们重新看到了城乡在空间上的地理差别和变革，看到城市空间再生产的理论与变迁，看到了发达国家城乡之间差别发生的质变：就像在美国和欧洲国家所看到的那样：“即便是一个人住在森林里、一个家庭住在农业地带并经营农业，但是他们也不是农民”。即使住在很小的城镇里面，也是“城市人”，是市民，因为他们享受的是城市文明，他们以特有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实践着城市市民社会的生活。

从另一个方面说，是否能够把乡村的文化和乡愁记忆保护好，这是中国新型城镇化和关注乡愁的关键所在。在这里，我个人认为并强调：重构乡村文化，不能简单地、单纯地依靠农民来重构的，一定是社会文化精英来引导农民重构，如果农民能够重构农村新文化的话，那么传统农村就不会有几千年来不变传统落后的文化了，重构乡村是城市文明对乡村的接替与侵入，因为全球的城市化和中国城市社会的来临，已经达了可以普及城市文明的程度。

     在这个意义上，再一次强调：重构乡村文化不是保护落后。我曾经讲过，1949年时中国有近六百多万个自然村，当时中国（1949年）有4亿人，到现在我们有近14亿人，也就是说有10亿左右的人口是49年以后出生的。而且，从1848年鸦片战争以来，百年近代中国，内忧外患，外强侵略，很多美丽的乡村被毁于战火，到1949年后“传统美丽乡村”所剩无几，在数量上本来就不多，而且好多美丽乡村经历几场运动又被人为地破坏了。从理论与现实的意义上看，那些能够值得我们记忆的特殊空间、有真正的传统乡愁和人文集体记忆的村落，即像乌镇、周庄那样的村庄本来就不多，1949年后的一段时间里因某种原因又不能进行传统村落文化格局的建设，大量的自然村——即仅以居住功能为主的村落多数是解放后建立的，进一步说，仅仅是能够居住的空间而已，而不是具有典型历史文化特质和“地点精神”的文化空间。因此，解决乡村文化重构问题的根本之道在于让大多数乡村人成为有文化的人、成为城市文明体系下有“市民意识”的人，才能够出现乡村的文化复兴，如果有那么一天，如美国、法国和德国那样，在乡村里生活的人是也主要是知识分子、高学历群体、高级白领和各种工程师……，这样的乡村社会才能真正以重构城市文明的方式表现自己的文化自觉。

我们不能保留落后的乡村文化，而要保留先进的、与城市文明相匹配的、值得记忆的中国根底文化和乡愁，就像发达国家的乡村里住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一样，而是农业工人，如以色列、德国、法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都是这样，是有文化的人在农村经营。所以说，那些小乡村，过去叫小镇，能够保留下来的应该是城镇人、城市人，就像我们做的“桠溪国际慢城”那样，大学生、有文化的人回来了，可以成为乡村的主人；现在浙江德清的“洋家乐”也是这样，是研究生、博士去建构乡村的生活，就如我国国家领导人去的英国乡村喝啤酒一样，严格说，那里农业地带，并不传统意义上的村落，在那些农业地带已经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农民，而是现代人、有文化、有知识的农业工人。

我曾经到意大利去参观一个小镇，感觉非常亲切，调查了两个企业，一个企业有170年的历史，一个企业有140年的历史。人们都把住在某个小镇里看成是一种荣耀、一种世家传承的文化价值指向，这个小镇不是传统的农民在生活而是城市的市民生活，但是却永久地保存了这里的乡愁记忆。实际上，发达国家已经证明了这样一个问题，不是把农民留在那里就叫留住乡愁，而是要把那些文化、文脉和集体记忆保存好，并让他们过上现代文明生活才能够真正保护好乡愁。现在也有些争议，很多人，包括一些大作家、文艺人呼喊中国乡村都没有了，他们理解的是把农民留在那里就可以了，甚至有的教授也是这样理解的，可是，让他们回到农村生活他们又不愿意回去！这才是现代版的叶公好龙！我在《社会学研究》2013年第3期专门谈到过这个问题，乡村里是什么呢？孟德拉斯在《农民的终结》里谈到在乡村里董事长就是农业经营者，打工的是高级白领，中层管理者和工作者是股东，企业是农业的托拉斯。那么，乡村的乡愁通过什么来建构呢？就是尽可能把所有的乡村文化特色化、差异化，而不能再出现“万村一面”的现象。欧美的一些传统小镇，有的卖巧克力、有的卖旧报纸、有卖老爷车的、有卖书的、有特色餐饮的等等，特色产业不一定就是工业，更多的是文化和文化产业，是历史甚至典型的怀旧产业和消费。所以，我们强调的乡村保护就是保护原文化、原生态、原住民、原习俗、原风貌和原地点精神，但是，这里——传统乡村必须有就业。我们必须从这个多元创新的意义上理解乡村建设，真正的乡愁才可能保留，乡村建设才能去伪存真，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有资料说美国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人住在中小城镇里，在洛杉矶周边有八十多个村镇构成一个地域城镇生存体系，小城镇是最能够体现美国的生活方式的地方，小城镇，不是落后的农村，而是景观优美、设施齐全的“生活共同体”，去过美国的人都有这种感觉。但是，在中国，很多落后的村落不仅生活方式不完全，而且污染还较为严重，主要有四种：一是河水和饮用水污染、二是是生活垃圾污染、三是是农药污染、四是乡镇工业污染。特别是落后的生活习惯与生活方式是造成各种各样疾病频发原因之一，几乎每个省都有一些比我们想象还落后的地方。这些落后村落的贫困、污染、陋习等地方性问题如果长期得不到改变，一定会成为现代化发展的阻力。另外，还有文化和伦理上的问题，如经常看到某媒体说，高速公路上运输橘子的车或运输其他物品的车翻了，很多农民一起不去抢救人而是去抢货物，这种落后的集体文化行为，就是传统乡村脱离现代城市文明的一种结果，也是在空间上远离文明的结果之一。如果说要想改变农民，必须让农民成为有“契约精神”的、有基本道德伦理的市民社会的成员。如果要让一些落后地方的农民有利他主义文化倾向，最重要的是让他们具有由现代文化认知所构成的“集体良知”。在那些传统乡村，因为经济和文化的落后，加上缺乏文化教育，很难形成有人文主义内涵的群体认知，这样的群体在某种意义上说，一般意义上的爱国主义文化和情操都很难建构，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些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所以说，真的要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就必须解决底层社会、特别是乡村社会的文化缺失问题。

    传统乡村的文化重构，主要是寻找那些优秀的村落空间、优秀的地点精神，寻找那些值得传承的、向上的优秀集体记忆来进行重构。有时候我们很着急，因为有很多人认为把农民留在乡村就可以了，可是他们不知道，当下，好多传统的乡村里连下水道也没有，化粪池都也没有，晴天还很好，一到阴雨天污水甚至流到井里、流到河流里……这种情况非常非常多。必须通过新型城镇化、现代科技、现代文明、现代城镇系统和现代科技农业把小城镇、传统村落纳入大中城市的网状地域结构中来，像上海、苏州、无锡的郊区那样，让城市文明普及到乡村，这样，乡愁的文化才能得到更好的保护，农民的现代生活空间体系才能成建构起来。我们在蕲春统计了近一万个自然村的情况，其十户以下的自然村占百分之四十，很多自然村只有几户人家，这种极度分散的自然村很难形成“集约型”的经济和文化生活，如果他们是农场的管理者或者是，或者是机械化和智能化农业的耕作者，即使居住在再分散也还是“城市人”，他们通过现代交通、私人交通工具、现代网络和现代工作方式与外界联系。在中国一些落后的村落，特别是那些空心村，虽然房子坍塌了，农民亦弃之不顾，但是房子的宅基地产权还在原农民手中，农民到城市里打工之后，又往往会在乡镇里、县城里或是大城市郊区购房，收入较高者又重新回到村里在交通好的地方再盖房子，因此，一户多基、一户多宅的现象在一些地区比较普遍。如果不解决此类问题，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是有很大阻力的。我们反复强调，传统乡村文化重构的本质就是让农民市民化，让他们受教育、有爱国主义的价值取向和“集体良知”，像费孝通当年讲的，在乡村底层建构“文化自觉”。所以我们更强调从“乡村文化自觉”到“城市文化自觉”的转化，这也是现代乡村文化建设的必由之路。

四问：您刚才提到城市的无边无界，把城市的理念、建构方式带到乡村，去保护该保护的，那么在其中农民扮演什么角色，在这样重构的乡村中农民的位置在哪里？

张教授：现在要考虑的是这样一个问题，现代交通结构的改变，如地铁、高铁和私家车交通把地域城市的地形结构框架都拉开了，东京到大阪之间八百多公里是没有传统乡村的。在美国五大湖地区和三大城市群地域都是城镇连绵区，换句话说，有时在美国开车是看不到农田的，四周都是森林；一些大城市在飞机上也是一眼望不到边，未来的城市乡村差别将会越来越小的。我们当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也提过“消灭三大差别”，其中之就是消灭城乡差别。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在一些发达国家，城乡、城郊差异的界线已经模糊不清了。

差别在哪里呢？怎么消灭呢？如在乘坐欧洲之星，在沿路看到的小城镇和居住点，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他是和中国村落不一样的“农村”，小镇里有咖啡厅、小酒吧、有现代生活设施、有就业体系、有世代传承的家族企业。即使是农业生产，在农田看到的也都使用农业机器的操作者，他们操作电脑、多类型农业机械，甚至用直升机管理农业。原农业地带的小镇里的“农民”穿着也与城市里人没有差别。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的意涵的核心意义就是让城乡的分野的界限不十分清楚。中国古代是城乡有别的，在先秦的文献中对城市和农村的区别称为“国野之别”，城里人叫“国人”，农村人叫“野人”；还有一种分法是“都”“鄙”之别，城市里人称为“都市人”、“都人士”，乡村人称为“鄙人”，后来“鄙人”一词演化为中国人日常用语的谦称。值得关注的是西方现代地理学还有“三地带理论”，也描述了城乡分野的变化。现在城市和乡村的发展过程必然表现一种发展规律——城市无边无界。未来，在城乡之间，特别是在生活方式上城乡分野的鸿沟会逐渐缩小。

“原农业地带”这一概念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可以看到大城市区域中的一些小镇和村落，会散散落落地形成一个有机性的区域空间，在休斯顿就是这样，有的住在森林里、有的住在湖边，有的住在山里……去哪都要开车，住在农业地带怎么就说是农村人呢？这个概念就需要改变。另外的含义是，城市生活方式的普及，个人住在不同的空间里享受和实践着现代文明，如前述，主要是通过“交通方式”、“交往方式”、“通讯方式”、“工作方式”和“消费方式”形成的“城市生活方式”的变革，形成城市文明的高普及率，住在那里都是市民。我在1986年去苏州参加一个苏州建城2000多年的学术会议，我就提出迟早有那么一天，苏州和上海要连在一起，很多人不同意我的想法。当时还年轻，在会上和一位领导争论起来。现在的苏州和上海基本连在一起了，所以我现在还要说：迟早有一天，上海、苏州、无锡、常州要连在一起，成为大都市“连统区”或称为“大都市联合统计区”，这种趋势不是靠政策就可以阻挡的，因为它是通过公共交通、市场关系和土地级差、网络化梯度社会结构等因素决定所形成的差序化社会空间格局的必然结果。再用丹尼尔·贝尔的话来完整表述就是城市“无底、无形、无边”，当下，网络社会形成的调“自媒体”文化和经济，更能够说明这种现代性和城市生活方式的这种无边无界特征的现代性意义。

所以，也可以这样说，现代技术改变了城市空间结构，现代生活方式改变了城市社会结构体系，这是一种必然趋势，但越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越要注意对传统村落文化的强保护和精准保护。在现代技术手段广泛应用的前提下，我们可以对传统村落进行更精准的保存，让它更有原汁原味的文化特质。我们对龟山村这个传统村落规划，就是把握了“原”和“源”的文化价值取向，即原住民、原民俗、原生态、原生活方式、原记忆，特别是表现“原地点精神”文化创新的，包括“文化源头”和“文化源流”的保护。在高速城市化的过程中，对传统村落文化的保留一定要有一个科学的思想取向，这也是要反复强调的：保护乡愁不能保留落后，保护规划的时候，一定建立政府、专家、市民和农民共同参与的选择机制。现实的情况时，需要有一批文化精英挺身而出，走向社会、走向基层，提出主张，进行自我建构的同时建构乡村社会的文化，这个时代应该是要到来的。

那么，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在哪呢？首先，从身份讲，农民要成为市民，从这一点上说，在哪都可以。其次。从空间上讲，农民应该在城镇生活体系内，中小城镇应该成为大中城市的区域网状结构化的组成部分。第三是，从分类上讲，可以城市里，也可以在原农业地带，但更希望有更多的农民成为就地城市化的市民。

五问：您在乡村、在城市做了这么多的实践和推动，专注城市社会学研究多年，能否告诉我们一个您的预估，您认为中国的城市化到什么点位上是合理的，这个点位既满足了巨大人口往城市的迁移，又满足了大家对乡村的回望、让人们能记得住乡愁。

张教授：人类社会的城市化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中国在1848年时的城市化率是10.9%，美国也只是10.6%左右。可是过了100年，即1949年的时候，中国的城市化率仍然是10.%左右，而美国已经接近70%，也就是说在1848到1949年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城市化没有任何发展。 这一百年，正是中国积贫积弱，烽火连年，战乱频仍，灾害不已的100年，而西方发达国家却在这一段时间城基本完成了城市化过程。事实上，早在1850年英国的城市化率就已经达到50%，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是第一次完成城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实现社会转型的国家。可以这样说，中国近代社会一直是传统的农业社会，这也是当代中国城市化任重道远的原因之一。

直到1978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也只有17.8%，改革开放后形成城市化高速发展的局面，2000年城市化率是30.1%，2010年达到50%，这一年也是中国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的一年。到了今天，即2016年的中国，城市化率已经接近57%，这个过程正好反映了全球近代城市化的发展规律，也即25年左右城市化人口翻一翻。我们需要认识的是，城市化率只有达到50%的时候，社会才真正进入城市社会的发展进程，我把他称之为城市社会的来临。可以看到，假如按照近代西方发达国家城市人口每25年翻一翻这一规律发展的话，就中国目前城市化率已经达到57%左右的情况看，（虽然还有水分，城市户籍人口可能占40%到45%左右），如果25年左右中国城市人口翻一番的话，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中国的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将如何发展呢？很显然，未来25年左右，中国也将会全部完成城市化发展的过程。这个事实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如果真正达到80%左右也就等于完成了城市化。这其中有一个经常被人们忽视的一个理论，即“城市文明普及率”理论——如果城市化率是10%的话，只有30%的人可以享受城市文明；如果有30%城市人口，就会有50%的人享受城市文明；如果有50%的城市化率，就会有70%的人享受城市文明；如果城市化率达到75%或80%的话，就会有90%以上的人享受城市文明，也就等于完成了城市化这一过程。不言而喻，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不是所有的人都要到城市里生活，最终是城市生活方式和城市文明普及所表现的城市性与现代性。

进一步解剖还可以看到，如果城市化率达到80%左右的水平上，城乡人口的流动就基本停滞了，或者流动规模变得很小了，流动方式也被改变了，主要体现在城市（镇）之间的人口流动，发达国家如美国、德国、英国及亚洲的日本、韩国等已经证实了这个结果。从理论与实践的双重视角看，如果城市化率达到50%以上时，在一般情况下（不出现巨大的社会动荡的前提下），社会经济发展会进入较高速发展的状态，中国以往的城市化已经证明这一点。如果城市率达到80%以上的话，城市化就基本完成了，那时的人口红利会真正失去，中国房地产市场也会出现质性的改变。

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1850年英国首次完成了城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的社会变迁，并在这一年创办了人类历史上第一届世博会。无独有偶，160年后的2010年，中国城市化率达也第一次达到了50%的水平。这一年，上海也举办了世博会，也是人类历史上第41届世界博览会。这些相似的历史说明了同一个问题，城市化率达到50%的时候，表明社会财富已经集聚到了一个程度，就是城市经济到了可以反哺农村的水平。不论是农村的基础建设、农村的环境改造、农村的空间规划，特别是农村的文化模式和产业模式都可以得到城市经济的直接反哺和辐射。我们已经看到，大城市的郊区农业、发达城市的县属农业发展的都比较好其原因就在这里。也进一步证明了这样一个概念：城市是地域生产力的集中表现形式，凡是经济繁荣的地区，也必然都是城市繁荣的地区，反之，亦然。上海、北京、深圳和苏州的农业、农村发展都比较好，也是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的一个结果。实际上，深圳和上海是中国最早可以宣布没有农民的城市，深圳已经宣布了，上海虽然还没宣布但已经是没有传统意义上农民的城市。

记住乡愁、表达乡愁、保护好乡愁，只有现代化建构的过程中，社会整体财富增加达到一定程度时才有可能。否则，在外不能抵御列强侵略，内不能创新发展，游民四起，哀鸿遍野的时代，民众温饱都不能解决，面对大好河山，只能抱残守缺，望眼东流水而束手无策，近百年来的中国，无数和乡村在列强的炮火下，多成为断壁残垣……。我研究城市近四十年，十分清楚城市的内在价值：城市是文化的容器、城市是社会发展的中心、城市是社会发展动力、城市是社会发展的创新地、城市是人才集聚的高地，城市是人类的财富中心……等等。所以说，50%的城市化率，至少表明了社会财富增长进入了快车道，可以对农村文化进行保护、重建和文化反哺，可以对农村进行现代文明和与现代经济上的血液输入。回过头审视现实，还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发达地区的美丽乡村建设大都比落后地区要强，比如浙江和江苏省的“美丽乡村建设”，政府不仅可以补贴大量资金，村民的文化自觉也比较普遍。相反，一个经济较为落后地区的城市政府则很难对乡村建设有较好的补贴，村民因缺乏文化知识而缺乏文化自觉。

推进城镇化就是推进现代化，现代化的结果就是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所谓现代性，换句话也就是城市性。乡村文化重构不是保护落后而是保护中华民族文化中的精华，在本质上是要重构乡村的现代性——城市性。让乡村人有市民社会契约精神意义上的价值取向，有自我生存能力、自我改变贫穷的能力和应有的社会保障。传统的农业社会的特点之一是：农业劳动者的劳动时间和闲暇时间是不能明确划分的，日往往是出而作，日入而息；城市社会的特点之一是：人们的工作时间和闲暇时间是可以明确分离的，而且闲暇时间具有某种法律保证，这也传统意义上划分城市生活方式和传统农村生活方式的特点之一。其实，我们完全可以从词意上加以区分城市生活和乡村生活，如农民的生产我们一般称之为“劳动”，而城市人的劳动我们一般称之为“工作”。

通过这些分析我们可以想象，传统农村变成现代城市生活的聚点、现代生活的小镇应该是什么样？其实发达国家已经有标杆和样板。比如发达国家的工程师小镇、白领小镇、特色经济小镇和特色家族企业小镇等，这样的“原农业地带”的小城镇和居住点是城市生活方式的延伸，有人称之为“逆城市化现象”，而我称之为是城市生活方式的深化现象。

如果有机会应该去莫干山或者去安吉的乡村看一下，或者到南京高淳桠溪国际慢城的大山村去看一下，传统落后的小镇、小村已经直接跨入国际的视野、跨入国际生活的范畴，那里的一些城市里人、那里的本地人、那里外出打工回来的人，正在实践着乡村城市化的过程，正在创造山村里的城市生活方式。无论是外地人还是本地人，他们的生活质量和收入已经远远超出了原来农民和一般的城市居民。正如孟德拉斯所说：那样的乡村里，农民的房子比城里人的房子大、农民的冰箱也比城里人的冰箱大。但他们已不是传统农民，他们在敲响传统农业的丧钟，这也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中国面临着传统农业的终结的考验。

 最后，我们要重复讲这样一句话，要想保护好农民、要想农民生活的好，就必须减少农民，就必须让他们成为城市生活方式中的一员——市民；要想保护好美丽乡村的“乡愁”，必须推进社会整体的现代化，走城市化发展道路，反过来才有能力保护好正在消亡的村落、乡愁和乡村的“集体记忆”。